关于唐崖土司属覃氏渊源的考证

三、关于“唐崖土司属覃氏是蒙古族后裔”的
错误论据种种
    “刘吴论”在论证自己的观点时，也提出了一些论据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论据的真伪，以进一步证明“刘吴论”的虚假性。
1、“木雕神像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引述，解放前唐崖覃氏有的在其神龛上除供奉“天地君亲师”位外，还特地供奉木雕的“铁木乃耳”神像，并且认为这是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最可靠的证据。
大家知道，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，是一个民族深层意识的层面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较强的传承性。作为一个民族，蒙古族的图腾崇拜，主要是“狼图腾”、“鹿图腾”和“鹰图腾”，祖先崇拜主要是供奉“成吉思汗”（铁木真），信奉的宗教是萨滿教并主张对宗教兼收并蓄，日常祭祀主要是“祭敖包”（以土堆代表天地），没有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的。这就说明，以其他个别的人像作为民族的象征，不是蒙古族的民族传统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应该尊重蒙古族的民族传统。
至于唐崖覃氏中有人家中曾供奉木雕的“铁木用耳”像，这只能作两种解释：一是，“铁木乃耳”一词，本身是唐崖覃氏某个祖先的蒙古语翻译（后文还要说到），家中供奉他以示不忘记这个覃氏祖先；二是，唐崖覃氏中个别小支系，曾与元代驻守唐崖的蒙古族中个别人有某种恩惠关系，覃氏族人本来是很讲究感恩的，供奉这个人的木雕像以示不忘记他的恩德。这两种解释都是说得通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
这就表明，以解放前个别唐崖覃氏族人家中曾供奉“铁木乃耳”木雕像，作为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“最可靠的证据”，由于它不符合蒙古族的民族传统，这个证据就不能成为有效证据了，何况还有上述说明的其它可能呢。
2、“语言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提到，唐崖覃氏在语言方面，客观上存在着由蒙古语向土家语转化，再由土家语向汉语转化的历史链条。
勿容讳言，在唐崖《覃氏族谱》中，确实存在着蒙古语——土家语——汉语的痕迹，难道这就能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人后裔吗？
前面谈到，元代统治者（蒙古人）入主中原后，实行的是极端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，蒙古语是其官方语言，他们强迫“南人”运用蒙古语言，这是在所难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这样，在覃氏族人和覃氏族谱中留下某些蒙古语的痕迹，这本来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
在蒙古人的高压统治下，处于社会最低层的“南人”被迫使用蒙古语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某些蒙古语的痕迹，论者就以此为据，说这人是蒙古族的后裔，这道理成立吗？这个道理如果一旦成立，岂不是要闹出很多的令人不可言状的笑话吗？
3、“碑文材料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又提到：“唐崖土司皇城遗址的墓葬群中，早期的墓葬基本上没有碑文，后期的皆有碑文，它说明这支蒙古族与当地土著覃氏融合时，汉文化水平还很低”，并以此证明这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。
关于碑文问题，大家去考察一下吧：各土司的土司主在前期大抵都没有碑文的，这一方面是某一个几个时代的习俗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密。这怎么能证明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很低，并且还进一步证明他们是蒙古族后裔呢？
忠路土司第十二任司主覃进孝（明末清初人），是明朝皇帝封授的“太子太保、忠义侯、威武上将军”，他在去世时，民间传说是48驾灵轿上路，埋葬了48个地方，但都没有碑文。忠路土司属《覃氏族谱》上记载的葬地墓，也没有碑文，解放后当地人都看到的。请问“刘吴论”者，能够以此为据，就说忠路土司属覃氏的汉文化水平“很低”，并以此证明忠路覃氏是蒙古族后裔吗？
如果说唐崖覃氏真是蒙古族后裔，即使他们的汉文化水平“很低”，难道就不能用蒙古语作碑文吗？更何况如“刘吴论”者说，他们在一定时期还是“统治者”、“征服者”呢。
企图用“碑文材料”之类来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，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。
4、“能征善战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还提到：“唐崖土司是我国西南地区以武功著称的土司之一，尤其在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山区颇具影响”，“从唐崖土司能征善战来看，其一世祖为将门之后真实可信”，并以此作为证明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的证据之一。
不可否认，以成吉思汗、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族，当年确实是能征善战的。
但是，君不见土司时期，鄂西各土司都是“以武功著称”、“能征善战”而打出自己的一片领地，获得历代封建王朝认可的呀！当明王朝的军队在倭寇面前无所作为的时候，而以容美土司主为头领、鄂西各土司土兵参与的鄂西土兵把倭寇打得落花流水，立下了“东南第一功”，受到了明王朝的特别嘉奖。这能证明他们都是蒙古族的后裔吗？
要说到武功，唐崖土司虽有一定建树，多次获得明王朝的嘉奖，并赐“大坊平西将军”和牌楼上“荆南雄镇，楚蜀屏翰”八字。但是，这些封赏可以与忠路土司主覃进孝获封的“太子太保、忠义侯、威武上将军”相提并论吗？因此，就论武功，唐崖土司也不一定是最强的呀。
说到底，以“能征善战”的武功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的后裔，首先是论据失实，其次这个论据也是不充分的。因此，此据无法证明“刘吴论”的观点。
5、与其他土著覃氏的“对比说”。
“刘吴论”在论述中还用唐崖覃氏与其他土著覃氏关于“世系”和“字派”的对比，以此来论证自己的观点。如此的“对比说”，就更不值得一谈了。
就“世系”而说，鄂西其他土著覃氏先代同出一源，当然相同。而唐崖覃氏的先代名字用的是蒙古语，当然就不好比了，这应该是情理之中的事。
若以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而论，在元史及相关的典籍中，都没有铁木乃耳（任平肩之职）、颜伯占儿、脱音贴儿（任宣慰使之职）和福寿不花的名字。仅有一个文殊海牙的名字，但他却在元末陈友定割据闽中八郡时任陈的“参政”，这与唐崖土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。从这点出发，也可以论断唐崖覃氏不是蒙古族的后裔。
笔者赞同覃章梁先生的考证，唐崖覃氏与鄂西土著覃氏主流一样同为覃伯坚的后裔，与覃启处送相关的前几代应为：覃汝先-覃伯坚-覃普诸-覃散毛-覃启处送，这样就通顺了，也与唐崖覃氏历代相传的先代为官的故事大体相当。
至于“字派”，鄂西土著覃氏的各土司属宗支，在创修和续修族谱时，都是立足于自己的宗支，没有联络相关宗支，致使各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各不相同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。只有施南土司属宗支在乾隆45年创修族谱时，因为湖南石门覃氏有人在修谱处教书，施南土司属宗支的字派就借用了石门覃氏的字派。用“字派”不同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，这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。
6、“体质特征说”。有持“刘吴论”观点的人认为：“唐崖覃氏曾保留着蒙古族体质的一般性特征”。
人们都看到的，居住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体质、体型，与蒙古族没有明显的区别。因此，用唐崖覃氏中某些人的部分体质、体型特征，来论证唐崖覃氏是蒙古族后裔，这是没有道理的。